- 叶明道
- 2023-01-03
藉着圣多玛，偶像的错谬从印度被驱逐；藉着圣多玛，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归向真理；藉着圣多玛，他们接受了洗礼的圣事，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子；藉着圣多玛，他们相信并宣认父及子及圣灵；藉着圣多玛，他们持守了所领受的独一真神的信仰；藉着圣多玛，赐生命之光在印度升起；藉着圣多玛，天国展翅，高飞中国。（《迦勒底时辰祈祷书》圣多玛瞻礼第二晚祷）
金陵神学院的汪维藩教授曾在其所撰《东汉基督教遗尘》一文中，呈现了许多公元二世纪初，东汉时期疑似基督教墓葬壁画的石刻，其中所展现的有十字架、五饼二鱼，以及在罗马帝国内的早期基督徒广泛用以象征永生的孔雀。
明初，刘子高的《诗集》和李九功的《慎思录》提及，朱元璋在江西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地方发现了一尊巨大的铁十字架，上铸有孙权赤乌年月（公元三世纪中期），及一副对联：“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刘子高因此作《铁十字歌》，以作纪念。
这些文字和画面资料，隐约为我们指向一个传奇般的过去：早在基督教会历史的前三个世纪里，基督的福音，就是他凭着十字架，战胜魔鬼、死亡和罪恶的这个喜讯，已经传到华夏大地。
时间到了十七世纪，俄罗斯的哥萨克人不断通过西伯利亚向东扩张，在清俄边境建立了一系列的堡垒和定居点。其中一个定居点/堡垒是位于额木尔河与黑龙江交汇处的阿尔巴津。1686年夏，清军围攻阿尔巴津，并取得了胜利，又带着一批哥萨克人，连同他们的神父马克西姆·良提耶夫（Maxim Leontiev）来到了北京。他们成为了第一批在华的正教信徒。康熙帝拨给了马克西姆神父和哥萨克俘虏们一座老旧的寺庙，以改建成教堂，而神父一行人的定居地（今北京东直门一带）也成为了后来使馆的所在地。马克西姆神父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北京领导正教基督徒的神职人员，在那里服侍了20年。
1695年，他收到一份来自托波尔斯克（Tobolsk）都主教的文件。在文件中，都主教请神父在圣事礼仪中记念清朝皇帝，并向华人传教。直到1712年神父安息为止，他都一直忠实地履行这项救灵牧灵的职务。
不过，正教在中国活动的最初一个半世纪中，教会并没有吸引许多信徒。据说，到1860年为止，在北京的正教徒人数不超过200人，其中也包括了被同化了的俄罗斯哥萨克人，但他们的信仰坚定稳固。
1712年，马克西姆神父安息主怀，康熙帝准许俄罗斯另派一名司祭来华，接替神父的工作。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由于中俄之间的政治纠纷，而受到不少干扰，但即便如此，每年在北京也有10-40人归入教会。这些早期的归化者中，有些成为了圣像画师，以中国画的风格创作圣像，装饰北京的圣堂。
在马克西姆神父安息之后，俄罗斯教会成立了一个正式的正教传教团，即俄罗斯正教会中国传教团（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China），亦称俄罗斯教会传教团（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它是俄罗斯正教会为将福音传到中国所作出的努力。该传教团作为俄罗斯政府的官方外交使团在华活动，其传教活动是附属于俄罗斯政府的外交和政治利益的。这种身份一直持续到1860年。传教团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56年，中国政府驱逐外国宗教领袖，促成中华正教会自治为止，跨度近三百年，贯穿了中国正教会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
然而，十九世纪末的大清帝国动荡不安，西方殖民帝国和腐败的清政府共同为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许多人都在寻找出路，可惜他们中多数都误入歧途。义和团就是这样一个团体。在他们的眼中，基督教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外国人，是中原世界人神两界和平稳定的威胁，唯有除灭教会和带来教会的外国人，叫人重新回到原始的信仰中，并扶持清王朝一统天下，宇宙万物才会恢复秩序。在这样的宇宙性大战的号召下，他们敬烟献香，邀请各路神明附体，发动了一场敌基督的运动（1898-1900）。
到了1900年（庚子年）五月底，义和团运动已经造成了许多教案，破坏了各种基础设施。据统计，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拳民手下受难，为上帝献身致命的基督徒，共有两万多名。在教难时涌现出的众多正教殉道者事迹中，北京教会圣人们的事迹最为广泛流传，最为可歌可泣，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华正教会历史上首位被祝圣为司祭的华人，圣杨吉（圣名弥托罗梵）神父。
杨吉于1856年1月17日（农历1855年12月10日），出生在一个敬虔的正教基督徒家庭。他幼年丧父，由奶奶叶卡捷琳娜和母亲玛琳娜抚养成人。母亲玛琳娜是女子学校的一位教师。杨吉从小就性情温和，谨小慎微，沉默寡言，为人谦和，即便是受了大委屈也不为自己辩护。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尽许多苦难，但在圣德和圣工上都极为渴慕，未满二十岁便成为了传教士。
1864年，巴拉第大司祭二次出任俄罗斯驻中国传教团团长。他一到北京就有意栽培杨吉，于是便吩咐杨吉的老师，一名叫隆源的举人，专司他的教育，以培养他成为神职人员。隆源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此外，巴拉第大司祭还安排杨吉做自己的副手，以预备他将来出任神职。尽管两位恩师再三敦促杨吉接受祝圣，但谦逊的圣人深知神职人员侍奉上帝是一项极高的特权和殊荣，并不想出任神职，一直对此予以拒绝。后来，弗拉维昂（Flavian）修士大司祭来到北京，继续敦促他接受圣职。最终，杨吉服从了长上的敦促，接受圣职，被按立为神父。由于当时在北京没有主教，因此，1882年6月，25岁的杨吉与弗拉维昂大司祭，以及两名读经员候选人，一起东渡日本，去往东京，觐见日本传教团的圣尼古拉主教。尼古拉主教于6月20日立杨吉为辅祭，9天之后，立其为正教史上首位华人司祭。
在此后的十五年间，杨神父侍奉上帝孜孜不倦，不仅在司祭职务上兢兢业业，更继续协助弗拉维昂大司祭处理翻译和编辑书籍的工作。但许多人加给他百般的羞辱和伤害，其中既有华人，也有外国人。最终，圣人经历了轻度的精神奔溃。此后，他不得不离开传教团三年之久，但即便在此期间，各种责骂和羞辱仍然源源不断。
1900年6月1日（农历5月17日）晚，义和团焚烧了俄罗斯传教团的住所，许多的基督徒逃到杨吉的家里躲藏，这些人中也包括那些曾经没有善待过杨吉的人。但圣人却以德报怨，敞开他的家，收纳这些需要避难的弟兄姐妹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神父殚力鼓励弟兄姐妹们在试炼中坚忍。当他看到一些人胆怯沮丧的时候，就激励他们刚强壮胆。圣人关心周遭所发生的状况，每天多次出门，为要查看被焚毁的教堂。
到了6月10日晚上10点，清军和拳民包围并闯入了杨神父的家，开始折磨杀害躲藏在杨神父家中的基督徒。当日躲在他家中的有70多名基督徒，多半都是妇女和孩子，他们在官兵和拳民们的手下备受酷刑，流血致命。杨神父坐在自家的院子中，任凭拳民野蛮地用刀捅他的胸口。
圣人殉道之后，有好心的邻居冒着被义和团攻击的危险，将他的圣髑送到传教团。修士司祭阿弗拉米（Avraamy）将圣人的遗体入殓。1903年，当人们第一次记念庚子殉道圣人们的时候，杨神父的圣髑和其他殉道圣人圣髑，共222人，一起被埋在了位于俄罗斯正教传教团属地内的北京诸圣致命堂的圣坛下，而杨神父受难的地方，则竖起了十字架。每年，纪念殉道者圣日的十字架游行队伍都会游行到此，举行纪念祈祷，诵念仪轨。
除了殉道圣人们之外，义和团还在北京破坏了圣堂和印刷设备，其中也包括那些未及出版的译注。
殉道者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为教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生命的基础。到了1902年，全国共建了32所圣堂，有信徒6000名，另有学校、孤儿院数所。教会的传教活动也因为这次重大的教难而获得了关键的更新。
义和团之乱后，英诺肯提乙（Innocent Figurovsky）神父采取了新的传教策略。他于1902年在圣彼得堡被祝圣为主教，并回到北京主持教务，其辖区包括全北京及华东铁路沿线地区的教会。英诺肯提乙主教对于汉语正教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汉语正教出版著作中，有大量的作品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出版发行的。
清政府对俄罗斯的庚子赔款，有一部分被用于俄罗斯传教团的活动，因此传教事业很快就得到恢复和重建。不仅如此，几乎全国都向传教工作开放了，新的圣堂小堂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在直隶（今河北部分地区，北京郊区和天津市）地方，就有一名神父开设了20多间小堂。在河南卫辉，一位官员为感激教会在拳乱期间保护他免受俄军的袭击，而资助教会建了一座圣堂和学校。
到了1916年，俄罗斯中国传教团的活动已经有了十分优异的成效，仅在北京就开设了三家修道院：圣母安息修道院、西山举扬十字圣架修道院，以及位于北馆内的圣母帡幪（píng méng，意为庇护）修女院。全国有19座圣堂，其中四座在北京；有32个传教团。俄罗斯中国传教团下辖17所男校和3所女校，此外还有多处出版社和各种工作间。
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也不断增长，到了1916年，受洗的华人基督徒有5587人，其中583人是在统计前一年（1915年）受洗的。在教会学校中的大多数教师也都是华人。
1917年，俄罗斯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沙皇俄国被推翻，俄罗斯建立了无神主义的共产党政权，而俄罗斯中国传教团也就此失去了母会的支持，不得不照顾自己。但是，传教团的工作负担却增加了。为了逃离苏俄政府的迫害，大量的俄罗斯难民涌进中国境内。他们都是需要牧养的正教基督徒，而这牧养的责任就落在了传教团的肩头上。
为了照顾难民的需要，许多圣堂被建立起来，也有新的主教区得以开设。中国的主教区主要是围绕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市建立的。此前，为了支持与华东铁路紧密关联的俄侨聚居地，教会也开设了哈尔滨主教区。在这期间，中国教会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俄籍主教，其中包括了举世闻名的上海主教（后中国总主教）圣伊望（St. John of Shanghai and San Francisco）。
1896年6月4日，圣伊望出生于俄国南部哈尔科夫省（Kharkov，今位于东乌克兰境内）阿达莫弗卡（Adamovka）村的一户贵族家庭，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正教徒。他受洗时起名米哈伊尔（Mikhail）。尽管他从小就体弱多病，每天只吃很少的食物，却对修道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07年至1914年，他就读于波尔塔瓦军事学校（Poltava Military School），1918年毕业于哈尔科夫皇家大学（Kharkov Imperial University）。
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和全家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移居南斯拉夫。在那里，他进入贝尔格莱德大学（Belgrade University）的神学系进修神学，并于1925年毕业，完成了全部神学教育。1926年，他在安托尼·赫拉波维茨基都主教（Metropolitan Anthony Khrapovitsky）手下削发【注】，开始他的修道生涯，削发名伊望。（安托尼·赫拉波维茨基都主教后来成为俄国域外教会的第一任首席主教。）同年，安托尼都主教立他为大辅祭。这一年的11月21日，车里雅宾斯克的伽弗里伊尔主教（Bishop Gabriel Chepur of Chelyabinsk）立他为司祭。之后，他即开始在一所塞尔维亚高中任教。应当地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之请，他服务于当地讲希腊语的信友团体。由于他的声望日增，俄国域外教会的主教们决定将他擢升为主教。
1934年5月28日，圣人被祝圣为主教，祝圣典礼由安托尼都主教主持。之后，他被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十二年后，他被指派为中国总主教。他一到上海即开始着手将当时处于一盘散沙的各正教侨民团体联合起来。他建造了一座带有钟楼的主教座堂（位于今上海市徐汇区新乐路55号），奉《罪人之保障》圣母圣像为主保。该教堂至今仍被完好的保存着。他还创立了一所孤儿院，专门收容中国、俄国以及其它背景的孤儿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这所孤儿院一度有超过一百个孤儿，前后总共收容了三千五百多名孤儿。他还经常带着主的至圣体血探望病患。
1962年，圣人被派往美国旧金山，出任旧金山及美国西部的总主教。圣人在旧金山的岁月充满了忧苦，他致力于信徒团体之间的修和，并最终促成旧金山新的主教座堂（该堂奉《诸忧苦者之喜乐》圣母像为主保）的落成，信徒间的和平得以重建。
1966年7月2日，圣人在西雅图安息主怀。他的遗体被奉安于旧金山新落成的主教座堂主祭台下的小圣堂内。1993年，恭启圣伊望主教灵柩时，发现其圣髑完好无朽。1994年7月2日，俄国域外教会隆重宣布伊望主教为圣人。
圣伊望是一位严格度着苦修生活的修士。在任何时候，他都在上帝前警醒自守，不断地处在祈祷状态之中。他每天只进餐一次，晚上他从不睡在床上。通常，他整个夜晚都在祈祷，最后，当他实在困倦不支时，他会坐在一张椅子上或是伏在圣像角的地板上，稍微休息一二个小时。清晨，他一醒来，就以冷水洗脸，然后开始举行事奉圣礼。他每天都举行礼仪，从未间断。
无论圣伊望生活在哪里，他无数次以他的祈祷治愈了各种病人。在许多场合下，他还借着上帝的启示，拯救了许多人免于即将发生的灾难。有许多次，虽然他根本不可能亲自与那些处于急难之中的人会面，但却出现在他们面前。人们还发现在祈祷时，他的身体会从祭台前腾空而起，身上放射出天上的荣光。
除了众多圣伊望所行的灵迹故事外，还有许多事表现出他对世人的爱：他营救弃儿脱离险境；有些孩子身心深受创伤，他们因目睹战争的野蛮残忍而将自己对外界封闭起来，他却以简单的一句话治愈了他们的创伤；他一直去医院探访病人，信徒与非信徒都由于他身上所流溢出的上帝的恩宠而获得治愈；当他前往监狱探望囚犯时，铁石心肠的罪犯竟突然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虽然在这之前他们从未与他谋面；每天晚上，无论他住在哪里，他都在他所住的房子内巡行，当人们沉沉入睡时，他在他们的房门口驻足，祝福他们，并为他们祈祷，而他们对此却毫不知悉。
圣伊望不仅是一位苦修者、一位显行灵迹者、一位满有爱心的牧者，他还是一位受上帝启迪的神学家，他具有教会初期的教父们的精神。他的讲道与论文博大精深，同时，却又简单明了，无论谁都能理解其意义。
二战结束后，苏军占领了满洲里，使得莫斯科牧首获得了对全中国和哈尔滨主教区的管辖权，但在中共建政之后，政府当局开始与苏俄当局讨论关于教会的管辖权的问题。在签订的一些条约和协议中，中国境内的俄罗斯教会管辖权，被转移到华人手中。1956年，为了满足中苏之间的政治协议，莫斯科牧首赋予中国教会自治权，正式结束了俄罗斯中国传教团在中国的工作。此时的中国教会有两位华人主教，多位华人神父，约二万名正教信徒。是年，中国境内最后一位俄罗斯主教，暨最后一个属灵传教团的领袖，北京的维克多总主教（Abp. Victor）离开中国，回到苏联。至此，在华持续工作了三百年的俄罗斯中国传教团，彻底离开中国了。
中华正教会的自治之路，从正式隶属莫斯科，到正式自治，再到传教团离境，整个过程都是全球性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因此自治后的中华正教会自然也受制于这场无神主义运动。
196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逼近，教会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文革爆发后，红卫兵们掠夺和毁坏教会财产，年轻的中华正教会几乎遭到致命的毁灭。1962年，北京主教姚福安（原名姚双林，洗名伊格纳提，削发名瓦西里，1888-1962）安息主怀，没有选出继任的主教。1965年，上海主教杜润臣（洗名德奥多若，削发名西麦翁，1886-1965）安息主怀。至此，所有中华正教会主教区的主教座位都出缺。
直到今天，正教仍然不是中国政府认可的官方宗教。不过，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小群的信徒仍然会一起聚会。他们大多数都是位于北京和东北地区老年人。直至2005年，全国只有一位司祭。但是，许多华人学生都在俄罗神学院学习，并志愿回国担当神职。
尽管在文革期间，许多正教圣堂都被毁坏，但全国各地仍有许多圣堂作为优秀历史建筑，至今保留。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哈尔滨的上帝圣智主教座堂。此外，上海也有两座重要的圣堂至今保留，不过常被挪作他用，时而作餐厅，时而作图书馆，没有一定。
在华人世界中，香港和台湾都有正常运行的正教会。在香港，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建立了香港和东南亚正教都主教区，而在台湾，该都主教区与俄罗斯域外正教会，都致力于传教活动。
2007年12月，俄罗斯正教会的冬季会议决定开设一个部门，专门处理中华正教会的问题，并要求教外关系部（Department of External Church Relations）持续努力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以促成在华正教会的状态正常化。
有不少鄂温克族人在名义上都是正教基督徒。他们与一些境内的其他兄弟部落，是少数在名义上实践正教信仰的亚裔人群之一。除此之外，中国境内的俄罗斯少数族群也信奉正教。境内的华人正教信徒，有些会在主日前往俄罗斯领事馆内的正教圣堂，进行礼仪崇拜。
正教在华传播约三百年，时间并不长久，然而它却已经为教会提供了许多圣人，也给中华大地贡献了许多地标性建筑。在这三百年间，教会经历跌宕起伏，然而福音最终还是传开了。虽然今天中国大陆并没有公开可见的正教会，但正教信徒们默默的祈祷，始终伴随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并期待上帝敞开这片土地的大门，有朝一日让华夏归主！
【注】在基督教传统中，信徒成为修士后削发。尽管这种仪式在其它宗教（如佛教）中也非常盛行，但最早记载削发的历史记录是第八世纪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自从公元八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佛教深受其影响，包括超度死者在内的许多实践，都是借鉴基督教的信仰，佛教僧人剃度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从基督教引入的。
